阎德学: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

   原文刊登在《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1期:3-20页。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武器,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完善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变革方向、时势与动态体系的整体把握、智慧与外交实践的相辅相成、底线思维与综合国力的保障、人文主义与天下情怀的观照等五大方面,精准发力,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成功激活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 阎德学,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中心研究员。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批评说:从近代到现在,西方学者一直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分析中国,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我们不能过分谴责西方人的偏见,主要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因为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只能是自己的责任。中国早已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但有些人的思维和思想还处在“被西方殖民”的状态。1在他看来,中国很多学者做的都是假知识,没找到中国自己的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发表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中国的证据”,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2中国在没有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重的大国。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不能只强调形式化和方法论上的“科学”,中国需要一位有智慧、有德能、有威望的国家领导人来触动知识界,激发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自我启蒙的意识,重塑信仰,心怀天下,关注社会。

   国际关系学诞生于一战后,此前,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内容应是外交史和国际法。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获得真正的学术自由,研究者开始从广义的跨学科视角来建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内核,以区别于其他学科。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说是广义外交政策理论的真子集,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外交决策的观念认知系统。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中,凡是因变量成为对外决策过程的环节或是对外政策的结果的理论,都可划入外交政策理论范畴,而外交政策出台前的种种客观信息必须通过决策者过滤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包括强调客观性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注重阐释性的建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应属于宏观层次或整体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3由于过多强调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内核建构,忽视决策者的参与特性和决策过程的动态特征,结果造成二者的乖离程度日益加大,学科的分化程度也愈发精细,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不能为外交政策理论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忽视了300多年来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一个规律性特征,即在每个时代的嬗变和历史转折期,往往会出现新的理论成为时代发展的指导,譬如,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欧洲中心论”等,19、20世纪之交大国争霸的“海权论”“陆权论”以及“帝国主义论”等。

   因此,包括中国学界在内的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应该有一个价值回归,对政策相关性研究给予更多的重视,借鉴中国历史上“经史合参”的治学方法,让“理论影响政策”“政策引导理论”成为一种常态,创造当今时代所需的和平发展理论,扬弃西方争霸的战争革命理论。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来说,统合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创新和发展外交政策的大外交理论具有更多优势:

   首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天然的文化基因,就是修齐治平的家国天下情怀,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为外交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一直是重点关注领域。自春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以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的人文精神为核心指导,把政治作为建构人文体系的理想工具,将政治事业融入整个人生当中,而非为了政治而政治,修齐治平的最终归宿是达成“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文化理想人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次,中国学术界有着深厚的史学传统,历来强调理论与历史并重的“经史合参”。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4历史是理论建构的来源,也是检验理论的手段,所以中国“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5

   中国有着丰富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实践案例,用史实说话胜于理论上的逻辑推理。中国经历了古典外交时代备受尊崇的天朝礼治体系,饱尝了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外交,有过四面树敌的革命外交,最终回归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而诞生于西方的近代外交和国际关系学,发展至今尚未完整经历中国历史上几大王朝的一个周期,何来理论的历史实践之源?

   中国这方沃土已经诞生出以“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社会演化理论”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提升了理论自觉与自信,将助力外交政策的理论性和前瞻性。从哲学意义上说,中国学派诞生的深层原因是无法绕开西方理性主义而产生的“文化焦虑”,进而变压力为动力,诞生出中国学派这一“文化认同”,有了这个基础,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68月,《求是》杂志的文章指出,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7习近平创造了历史机遇期、正确义利观、全球伙伴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实践,深刻揭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极大丰富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理论,有力激活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将对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

   按照实践论和方法论的逻辑思考,我们认为,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上,习近平首先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即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地区大国、主要社会主义国家、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新兴大国,如何面对全球化国际体系?在变革方向上,中国选择融入全球化国际体系,希望在体系内部进行改革创新和发展完善。这一选择,有着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大势把握与动态变化的整体判断基础,最终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智慧抉择,并通过具体的外交实践将理念转化为行动。在将种种愿景变为一个个现实的过程中,不但要有“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底线思维,还必须拥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为坚守底线的战略保障。同时,将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天下主义有机结合的世界情怀,则再次肯定外交与国际关系发展终极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变革方向、时势与动态体系的整体把握、智慧与外交实践的相辅相成、底线思维与综合国力的保障、人文主义与天下情怀的观照等五大方面,都是中国智慧思考的结果,虽然没有创造新概念,但也不同于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的表述。可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将加速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促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从以学科为导向朝着以问题为导向、需求为导向的转变。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变革方向

   思想是变革的先声和行动的先导。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着眼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中国发展全局出发,分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中国国家领导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思想动力。

   一个国家要想站在哲学和科学的最高峰,决不能缺失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意识开始。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只有准确把握、科学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问题,才能带来思想理论的进步,进而引领和推动实践发展。从理论上看,“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8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9就现实而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9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都是以直面和解决当下问题展开的。习近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说明时,近50次提到“问题”一词,真正体现“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9这一论断。

   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需要大智慧,解决大问题需要大变革。科学发展史证明,人类几乎所有的重大贡献,起因一定是人类、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从以学科为导向改变为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问题中蕴含着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学科延伸的广阔空间,从学科发展上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从学科内涵上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是调整学科方向的根基所在,也是保证学科长盛不衰的法宝。10

   那么,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当前和今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中国学人的解决方案或思考方向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学术精神是“坐而言,起而行”,中国人讲学问,知行配合、知行并重,具现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特点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尤为明显,虽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被批评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是两张皮”,但不管是中国发展崛起后的国际身份问题也好、中国问题的西方话语表述也好,以及形成中的中国学派也罢,中国学者研究的聚焦点和落脚点最终还是中国问题,中国传统的天下情怀这种做学问的精神得到了传承。

   在此学术背景下,秦亚青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维持霸权,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形成和发展国际社会,所以他提出“将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核心问题并对其进行理论化,就是将一个上升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大国和平社会化的过程理论化”11,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

   当前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代表阎学通、秦亚青、唐世平等,都在围绕“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是对西方和世界的威胁”这一中心来构建他们的理论。这一任务非常艰难,让美国等西方人相信“中国崛起不是他们的威胁”几乎做不到。中国学者至少要论证两大问题:第一,打破现实主义实力至上的基本理论逻辑,证明中国的实力增长不对西方构成威胁;第二,打破自由主义重视意识形态和政体作用的基本理论逻辑,证明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对西方构成威胁。中国学者尽管做出很大贡献,但还不能提供令人完全信服的逻辑证明“中国崛起不会威胁其他国家”。12

   郑永年则直接指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14大国际关系难题,包括:1. 大国和世界秩序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2. 中国在确立和建设世界秩序过程中扮演哪种角色?3. 中美两国如何共建国际秩序?4. 中国是否要像从前和现在的大国一样,在崛起过程中实行联盟政策?5. 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崛起成为海洋国家?6. 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周边国家关系?7. 会有一个制度上整合的东北亚吗?8. 如何有效处理朝核危机?9. 如何处理和东盟的关系?10. 如何守住南海“生命线”?11. 中国和印度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12. 中国如何实现军事崛起?13. 崛起过程中如何建设软力量?14. 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外交?13郑永年的发问非常具体而现实,不仅需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学理阐释,更需要中国采取务实的政策取向。

   可以说,秦亚青和郑永年的问题意识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已经发展崛起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地区大国、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新兴大国,如何面对全球化国际体系?中国选择的是融入全球化国际体系,希望在体系内部进行改革创新和发展完善。

   为此,在对外政策上,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韬光养晦”、21世纪初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政策之后,习近平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这一重要理念。所有政策的核心理念都在强调中国立志于做一个和平崛起的新型大国,跳出“大国争霸”的历史逻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维护世界和平。不过,在政策理念和现实之间也存在鸿沟,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还取决于同其他大国特别是同美国的互动关系。中国今天面临的国际形势大都与美国相关,并且多因周边国家引起。

   从政府层面来说,中国正式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概括起来就是十个坚持。14不过,如何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统筹谋划和推进中国的对外工作,具体应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个难题,去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王毅外长一直要求外交部要加强国际形势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为中央提供更加精准、更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他希望研究外交和国际关系的专家,重点关注六方面问题:一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走向;二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走向;三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走向;四是主要大国内外政策的走向;五是国际主要思潮与民意的走向;六是全球性挑战及热点问题的走向。15

   当国际关系最终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国际关系研究必须以全部人类的智慧与良知加以装备。16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回归以人为本的人学,人学是以开发智慧为最高的统摄。对于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除了在学科上继续发展中国学派之外,是否可以再深入中国古典智慧来充实学科发展呢?比如,将《易经》哲学的变革与创新智慧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还可借用《尚书·洪范》夏禹提出治国理政必须遵循9大法则的智慧。如“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希望国运长久(寿)、国富(富)民安(康宁)、树立威望(攸好德),反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国家短命(凶短折)、内忧外患(疾忧)、贫穷弱小(贫弱)、不被尊重(恶),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二、时势与动态体系的整体把握

   西方形而上学的时间观,特别是黑格尔历史目的论式的线性时间观,对近现代中国学术史和社会实践造成巨大影响,使得“势”或“时势”这一东方文明的重要历史叙述概念几乎消失殆尽。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治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时势,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要“观大势,谋全局”,善于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大势,善于把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内大势,17从而让具有东方智慧的“时势”概念获得新生,也让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更加重视从世界大格局和人类大历史这一动态体系中,认清世界全局大势,主动参与塑造。

   “时势”是中国古典经学和史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庄子《秋水篇》提出:“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晋代陆机在《豪士赋》的序中写道:“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盖得之於时势也。”梁启超更是提出“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

   关于“时”,由四季时序的原意引申为时间、时期、当下等几个含义。《易经》是中国学者连接古代和现代历史观念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人很自然地将其与人事政事结合起来观察思考。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易经·恒卦》),从“四时”的变动性看到其恒久的规律性;“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经·丰卦》),则强调“时”对于人的重要性;“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经·革卦》),进一步将“时”的规律性从人事发展为政事。经史学家把《易经》中关于“时”的观念用于书写历史,并赞叹那些重视历史时机、“遇其时”和“不失时”的历史人物。像老子对孔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蘽而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北宋名相吕蒙正有“时也,势也,命也,运也,非吾所能也”的感叹。黄石公提出:“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素书》)。

   关于“势”,《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势,盛、力、权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势篇》)。”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中国哲学各流派,取法于《易经》的阴阳变易理论,从各自侧重的角度对“势”进行阐释。历代史学家更是善于以势论史,用“势”或“时势”来阐释历史变迁,强调“势”或“时势”是历史变迁的动因。譬如,在司马迁看来,“势”是流动而非静止的,“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柳宗元认为中国社会的分封制“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势”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成为他对历史哲学思考的精彩结论。王夫之认为,“变”是历史哲学的核心,“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在历史变迁的大势中,“事随势迁而法必变”,治国理政方略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革;“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顺应历史潮流的“势”,就是合理的“理”;“势”或“时势”可以观察感受到,而“理”或“事理”则因其内在抽象性“不可得而见也”,但并非不可认知,“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时势”是“事理”的外在形式,“事理”是“时势”的内在本质。汪晖进一步指出:“时势概念将历史及其变化纳入自然的范畴,解构了天命对人世的决定关系,为主体的历史行动提供了空间”,并“将断裂的历史重新组织在一种自然演变的关系之中,从而也创造了自然演变的历史主体”。18](58在中国哲学的时势观看来,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政治理想只有顺应天道规律,才能在历史中发挥作用,从而批判了黑格尔的进化论式的线性时间观。

   时势是传统中国经学、史学介入现实的一种话语策略,但在理论层面,主体本身正如被其所“格”之“物”一样,是动态变化的,主体与时势的“物”处于生生不息的相互关系中,悟彻主体在体系中的方位,目的在于知“天命”。时势瞬间即变,与之相接的审时度势的意识也瞬间被历史化,两者都成为历史。“时势”提醒主体:我们的时刻是被历史化的,历史的时空将主体的每一刻都纳入运动之中。[19]因此必须发挥主体的活力和能动性,进入生生不息的历史大势的关系性中,主动运用智慧关照和觉悟把握所处的动态体系格局。

   传统中国人看待事物并非根据西方哲学的唯心观或唯物观,而是唯时观。尊时守位的唯时观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尊时要求行为主体待时而动、与时偕行,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易经·艮卦》);守位要求行为体根据自身的位势、位遇和位望,在一种动态的、互有联系又可各为中心的关系结构20中应机而动。面对流动不居的时势,睿智的历史人物会“因时而动”,从外部将事理或公理施加于时势之中,将时势导入事理或公理的轨辙,即所谓为历史立法,提早预见历史趋势并采取相应对策,一旦条件成熟,就把势能转化为动能,使时势具有可塑性,主动创造对行为体有利的态势环境,促成大事。就像中国人在围棋博弈中,在动态全局中谋势的境界远高于谋子和谋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清·赵藩楹联)。势的概念和逻辑,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经典思维。所以才有“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鬼谷子》)之说。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领导工作必须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治国理政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21]巩固良好势头,再接再厉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22]在外交工作上,“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2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后,如何整体上把握动态的国际形势?习近平的方法论是: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24学会把握国际关系的“四个大势”。25

   第一,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多极化格局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各种力量形成相互借重、相互制衡的关系,有利于避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过,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最后往往走向战争。其实,大国关系是决定多极化格局下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基辛格警告说:世界和平与进步取决于美中关系,如果美中走向对抗,世界就会分裂成拥中和拥美两大派,而这种紧张态势早晚会失控,世界正处在重大历史关头。26

   第二,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使得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主动融入全球化格局,改变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和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态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带来获益不均、全球发展失衡加剧的巨大挑战,不同国家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这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第三,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目前全球安全形势总体趋缓,世界大战和大国全面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流不变。同时,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传统冲突趋缓但冲突根源并未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上的“新帝国主义”的判断,导致它在战略层面制约中国,使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呈现长期化趋势,以至于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周边热点问题都直接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

   第四,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各种文明间交往互动空前发展。不同文明彼此是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交相辉映,还是唯我独尊、冲突对立、你输我赢,这不仅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且决定人类文明的整体前景。从人类文明大历史来看,中国文明本身是最多元化的文明,开放的中国文明始终提倡“和而不同”,没有产生文明冲突论、强调“和而同”的、排他性的文化和政治土壤。

   对政治领导人来说,时势与动态体系的整体把握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能力,关系到国家战略方向的抉择,关系到道路的选择问题。道路方向选择失误,就意味着要犯颠覆性和全局性的错误,国家就会面临兴衰存亡的境地。所以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27

   三、智慧与外交实践的相辅相成

   一般来说,创设一种理论的基本目的和判断其成熟度,关键在于该理论是否能对现实世界具有解释力,尤其是能否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按照理性主义建构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有的国家或者集团都被视为理性的“政治人”,却忽略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动机和意图。在现实世界里,理性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外交政策都会遵循合理客观、冷静谨慎的原则,而是往往受制于时势环境、情绪意志、认知能力等内外条件,导致外交政策常常偏离合理的轨道。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才不会陷入机械性的历史循环,才可发挥人的能动性去推动建构世界政治进程。

   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进取心、愿望、智慧和行动力,不仅直接影响国内政治进程,还会影响他国领导人的认知和决策,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发挥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影响全球政治的诸多重大决定都是少数领导人做出的选择,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大外交理论需要特别关注人(尤其是领导人)的智慧抉择和真抓实干。

   《易经》理论展现出中国人的智慧,不仅强调人的学习能力,而且注重实践智慧,将人的智慧提升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的最高境界,希望学习《易经》的为政者,能够“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即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乃至通达宇宙和人生的规律,然后知行合一,用智慧和能力为人类社会做事,最后“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将一切事功清零,归隐于民众中,体会着普通百姓的苦乐。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佛家的“般若之智”,其最大功能是让人自身断除烦恼、身心解脱。中国人融合《易经》的“智周万物、道济天下”与佛家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于一体,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智慧观,与侧重于从知识层面理解的西方智慧有很大不同。智慧至少有三个特性:一是对事物整体性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把握;二是对事物复杂性的洞察,发现新问题,开辟新“世界”;三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见,预见是智慧的最高境界。28

   冯契先生将知识理论进一步提升为智慧说的层次,强调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交互实践中转识成智,把握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有条件中的无条件。因为智慧超越名言之域,只有通过转识成智,凭借理性的直觉才能把握。这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说的“顿悟”,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和一时豁然贯通来把握人事物。在这一认识实践过程中,既要对道(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进行辩证综合,又要求在个人的德性养成中获得自证。只有真正能够做到凝道成德、显性弘道,才具有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德性之智。德性之智是在德性的自证中体认道的境界。这种自证是精神上的“自明、自主、自得”,即,主体在反观中自知其明觉的理性,同时拥有自主而坚定的意志,还具有因情感的升华而自得的情操,达到真善美统一的自由的德性,到了那时,就能意识到我与天道为一,体验到绝对即在相对之中,无限即在有限之中。29通过“辩证的综合”、“德性的自证”,在转识成智的飞跃中达到“理性的直觉”,30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顿悟”,当下的自觉,当下的肯定,我们称之为中国智慧。可以说,无论在理性主义视域下创造多少知识理论,都离不开人的智慧观照和统摄,这或许最接近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中国智慧的本意。

   为了便于学术界理解,杨国荣借助哲学上的实践智慧来涵括中国哲学的知行合一、审时度势等思想。31在他看来,实践智慧是将观念内化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着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同时又融合人的现实能力。实践智慧以成己与成物(成就自我与成就世界)为指向,联结了对世界的解释与变革,展现为“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与“应当如何做”的理性追问的统一,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内涵。从知行合一来说,首先要化知为行,通过真正付诸于行动,才能知道你确实是知。同时,行动要化自发为自觉,接受知的引导。实践智慧引导着认知超越自身向实践转化。无论是观念层面的理解与沟通,或是实践的协调与配合,实践智慧都融入其中。人作为认知与实践的同一主体,通过实践智慧的关照,使得知与行、认识与实践获得自觉的范导。

   庞朴先生提出“一分为三”“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是中国人弥足珍贵的大智慧。32庞朴先生认为,建立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社区,就是“执两用中”。“中”与“和”,其实是一个东西,“和”就是动态的“中”。一个中庸的、兼顾各方利益的、采纳各种长处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都是如此。

   在习近平看来,人只有摆脱头脑中的“贫困”后,才能产生智慧,产生智慧后才能彻底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才能“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才能“站在战略的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才能“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和胸襟,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把握经济走势,了解文化态势”,才能“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切实把本地、本部门的工作放到国际国内大背景和全党全国全省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研究、去把握”,才能“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33](20“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习近平看来,解决具体问题的“小智”固然重要,但定格局、明方向、看趋势的“大智”更为关键。[34]同时,运用智慧需要有能力的支撑,需要勇气的配合,需要时机的把握,习近平非常赞成“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35这些讲话体现了习近平智慧观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

   在国际关系实践上,习近平非常重视运用智慧尤其是东方智慧解决好同周边国家及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当今世界,亚洲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是热点敏感问题较多的地区,亚洲国家如何正确处理同邻国关系,实现邻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妥善解决彼此争议和矛盾,是一个重大课题。”在他看来,“要破解这一课题,关键在于要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面向未来、合作共赢的原则,更多用东方智慧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36习近平不回避困难,直言道出化解亚洲国家间敏感问题的方法。譬如,在中日关系上,强调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决断的重要性;在中越关系上,指出要从大局出发,用智慧和能力去排除干扰两国间的难题;对于中印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他相信,作为两大古老文明,中印两国有能力、有智慧走出一条相邻大国友好相处之道。在习近平看来,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36

   关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各种非传统安全等难题,特别是如何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世界级课题,习近平给出的方向是:“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更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所以‘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37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提出的经世济民的方案。同时,中国人立足于自身的国情和实践,运用历史智慧,为世界提供范例。特别是将“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初步成果:“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被纳入联合国决议;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日益凝聚起广泛共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为国际和地区合作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实践基础。

   四、底线思维与综合国力的保障

   俗话说“做人要有底线”,体现中国哲学智慧的底线思维,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战略思维,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论述底线思维,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出现“守住底线”“坚守底线”“守底线”“兜底线”“底线”等词汇,明确将坚持底线思维与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一起,作为“增强政治领导本领”“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则,必将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中,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起到直接的方法论作用。

   一般说来,任何一个行为主体都有趋利避害的内在需求,都有不许被其他行为体侵犯的核心利益域,当然更不能失去理性、自我践踏自身的核心利益域,在此,我们把核心利益域的外环线称之为行为主体的底线。行为主体在与其他行为体发生联系时,首先会以核心利益域为基础,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情感喜好、道德规范、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法律制度向外扩展权益,最大可扩展到其他行为体的核心利益临界线,我们把这条临界线称作行为主体的权益延伸线。除非一个行为主体把另一个行为主体合并,否则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是在相互间权益延伸线的重合部分进行合作或博弈,决不允许其他行为体突破自己的底线,造成自身核心利益严重受损,导致行为主体发生质变,失去自我。相互间合作的最理想状态是达到类似中国太极图那样的阴阳平衡,同时兼顾对方利益;相互博弈的状态往往是实力强大的一方不断扩展自己的权益,甚至吞并对方,实力弱小的一方则会采取种种措施避免底线被突破。这时就需要系统的底线思维。

   行为主体为保卫自己的核心利益,必须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预估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措施来防患未然、化解风险。底线思维绝非消极被动的防范思维方式,而是像中医“治未病”一样,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行为主体需要思考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底线被侵犯或突破的危害是什么、如何有效远离或规避底线被突破等问题,从而掌握战略主动权。一般来说,行为主体既要节制权益延伸线的扩展,避免刺激对方,同时又要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综合实力越强,核心利益域越大,权益延伸线也就越长;反之,综合实力越弱,核心利益域也就越小,权益延伸线也就越短。物理上热胀冷缩的原理可以用于解释核心利益域和权益延伸线的动态关系。同时,即便有了综合实力,如果行为主体没有智慧把握,或是过度扩展核心利益域和权益延伸线,甚至侵犯其他行为体的底线,一定会遭到反击;或是行为主体内部发生裂变,底线被从内部突破。总之,底线思维强调行为主体自身发展以及与其他行为体发生联系时,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中国古人看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礼记·中庸》);“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上书谏猎》);“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经·系辞下》。所以说,底线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忧患意识的当代话语表达。毛泽东堪称我党运用底线思维最自觉、最卓越的大战略家。他强调说:“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38](440“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39](404他认为“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40](412在毛泽东看来,制定政策必须坚持运用底线思维,“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41](425

   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中国古人的忧患意识和毛泽东关于底线思维的思想。在他看来,底线思维就是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42“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43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中国自身的正当权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保障,是中国的底线。“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44中国的底线就是在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不允许任何国家和域外势力挑战核心利益底线,任何放弃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的行为都不得人心。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45“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46这是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不但要有底线思维,还必须有坚守底线的战略支撑和力量保证。其中,最根本的战略支撑和力量保证就是拥有雄厚的综合国力及其运用转化的能力。

   综合国力内涵非常丰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有机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体。47中国人一直使用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缩写CNP)这个概念,来反映一个国家赖以生存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合力,48](5强调一个国家的“生存力”“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不太使用“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等西方概念,因为西方相关概念更多强调的是“竞争力”与“强制力”。“综合国力”概念是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贡献。

   “综合国力”一词,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此前日本曾在1940年的《基本国策要纲》中出现过,二战结束后也有使用,但中国赋予其更多的内涵,并得到中国领导层的推动而被学界和政界高度重视。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为了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消除杂音、把正方向,提出用“三个有利于”来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邓小平的大力提倡之下,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并从此成为历次中共代表大会报告的一个关键词。

   譬如,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分别指出“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49“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50“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49胡锦涛在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分别指出“这五年,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50“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二〇一一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四十七点三万亿元”。51十九大报告中也几次出现“综合国力”,如“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到20世纪中叶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可见,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最大程度地提升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个国家只有综合国力的各要素不存在导致“木桶效应”的“短板”,在质和量上都具优势,同时又能系统整合,才能说具备雄厚的综合国力。雄厚的综合国力需要长期积累,并可根据国家需求,进行调集配置以形成实际效能,服务和保障国家的核心利益。当然,在综合国力的运用转化上也要坚持底线思维,控制成本,讲究策略,并为综合国力的积累开拓新路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风险和挑战不可避免,但“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的本领”,有了本领,就能在坚守底线的过程中防患于未然、治乱于先机,所以习近平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51只有本领增强了,才能守好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提升综合国力;否则,坚守底线和实现民族复兴只能是个梦想。

   五、人文主义与天下情怀的观照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无论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引领全球治理,还是建设“一带一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长远的宏伟目标是为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2原因在于“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53这是一种将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天下主义有机结合的世界情怀,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人文化成的思想创造精神,肯定自利利他的人的社会属性,为中国和世界开启了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大门。

   “人文主义”一词来自西方,尚无统一定义。一般来说,人文主义倾向于对人的关怀,强调维护人的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并成为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文大致分为三种不同模式看待宇宙人生:第一种是超越自然的上帝模式,人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科学模式,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种模式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模式,以人的经验来看待自己、上帝和自然。三者可有多种组合,并无严格界线。可是,西方人文主义发展到今天,“人”这个主体已被客观化,被一大堆符号、概念和知识挖掉了根基。幸运的是,西方文明有着“认识你自己”的文化精粹,每当遇到危机时,他们还会回到启蒙、回到文艺复兴、回到古罗马和古希腊去寻找答案,但绝不会回到东方文明来寻找答案。54](401当下未来,西方人文主义面临着如何处理好人文、科学和宗教大分化的情势。极端的理性和非理性都违背人文主义需要的平衡。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需要统一平衡。自然世界以外的人类文化世界,需要用人文社会科学来了解和认知。

   国际关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发展历史虽然不长,但也随着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变迁而动荡起伏,美国最具代表性。作为清教徒的美国人,他们怀有一种终极信念,相信自己担负着上帝赋予的“天命”,“代表着全人类行事”,有责任拯救混乱堕落的世界。所以美国自建国以来就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55](517譬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第一次论述了国际联盟的设想,试图用国际联盟这一“权力共同体”(后被称为“集体安全”)来保障各国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威尔逊提出的宏大愿景,大大激发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传统,美国矢志追求他的愿景,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行为。每当面临世界性的危机或冲突的考验,美国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威尔逊主义,并表现出非凡的信念和乐观。然而,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56](342351在基辛格看来,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皆出自其自私的国家利益,如果不了解美国的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就不会理解美国人为何要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为了实现世界秩序的愿景,打了五场战争。面对每次开战时公众的支持到之后的反对,美国一直在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其道德价值何在?56](364-365美国也在探寻如何诠释自己拥有的巨大权力和信奉的原则之间的关系。

   “天命”意识超越国家利益,仅就这点而言,美国与中国有着相似之处,传统中国的儒家士大夫都有天下情怀,相信在王朝之上还有一个代表普遍正义的天下秩序,而这种天下秩序的建构(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深受“天人合一”思想57](218的影响,并本着“人文化成”的精神在一步步地践行着。

   钱穆先生96岁去世之前的最后遗稿——《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记载了他最后想向国人说的话。58在钱穆看来,“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中国古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和天文观。中国人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认为“天命”表现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是两者和合为一。钱穆的结论是,“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可以说,“天人合一”观,作为中国宗教、哲学思维的一个独有特色,和合统一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展现出惊人的持久韧性,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影响至深,其内涵也绝非西方人文主义所能涵盖的,这已是现代学人的一个共识。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述学界关于“天人合一”观的若干共识。

   天人合一源于古代巫文化的天人关系,巫师是沟通天人的中介。巫术活动通过礼仪制度的理性化,转由“群巫之长”的普世人王与“天”或“帝”沟通,以此奠定了“人道即天道、天道即人道”的基础,构成了以天地鬼神、人与自然交互制约、和睦共处为准则的中国宗教—哲学的基本框架。59](130

   在轴心时代,先秦诸子将“天人合一”转化为一个哲学命题,不再提巫师的中介作用,而是强调依自不依他,通过高度的道德精神修养,净化自心一尘不染,自然与“天”相通。57](223像先秦儒家讲的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道家讲的人与无为之道的自然之天的合一、汉代董仲舒讲的天有意志和主宰属性的天人合一,以及宋明道学的天人合一等,其内涵不尽相同,但是,儒家通过阐发孟子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的论断,把天人合一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孔孟的差等之爱推向了博爱。特别是,与程朱理学不同,陆王心学强调的是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王阳明提出“一体之仁”,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达到更加融合无间的地步。60

   汉儒讲的是“外王”,宋明讲的是“内圣”,现代中国的“天人合一”则一时具现,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清代康有为、谭嗣同搬用“电”“磁”“以太”等科学概念,来解说物我一体、天人同质而沟通,认为自由平等博爱具有感应人心、穿透万物的神秘魔力。“现代新儒学”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延续着宋明“道德秩序即宇宙铁序”的传统,其思辨力度和哲学水平远比康有为等更为幽邃精深,也有体系,但却失去了康、谭那种追求救世济人、合“内圣”“外王”于一体的博大气概。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接受了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的“天人相分”,但知识分子仍在论证着自然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天道”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道”之间的沟通合一,并以此来应对当代的“理性的异化”和“感性的异化”等诸多危机。59](130-134

   在不同语境下,天人合一有“本然”“应然”“实然”等不同的语义。[61]本然的天人合一是关于天人本来相通、相合与统一,儒家通过“天人一性”“天人一理”“天人一体”“天人一气”“天人一心”等来论证。应然的“天人合一”则是关于人与天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达到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以及如何达到,如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孟子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易传》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王阳明的“以万物为一体”“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传习录》)等,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而在本然与应然之间,还有一个“实然”的“天人不一”“天人二分”的环节,所以才要沿着内在超越的进路,修养成为“至圣”(道德智慧最高)、“至诚”(最真诚)的仁者,才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实现人与天的和谐统一。

   怎样才能达到中国人文主义这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呢?

   《易经》的方法是“人文化成”,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进而把握现实社会中的人文秩序,建立起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大学》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明外用的路径,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中庸》讲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人文修养,达到“尽人之性”而“尽物之性”,进而“赞天地之化育”。在儒家来说,孔子的进路是由“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通过知识技能的学习与“修己”“克己”“求诸己”的德性修养来上达天命;孟子的进路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进而践行“存心”“养性”“事天”(《孟子·尽心上》)来实现;张载的进路是“大其心”“穷神知化”,克服“闻见之狭”,破除“为我之私”,从而“尽体天下之物”(《正蒙·乾称》);王阳明通过“致良知”来解决“与天为二”,实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中)。总之,古代中国学者对如何走向“天人合一”之境的方法和途径虽各有看法,但都是走的内在超越路径,围绕消解个人的“有我之私”“物欲之蔽”展开的,做到“克己复礼”,最后“天下归仁”,达到天人合一、物我同体、心物一元的真实境界。

   当个人的人文主义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仁境之后,自然会付诸实践,“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仁亲民、泽被万物”,依靠仁德的感召力和文化的统合力,形成一个由近及远、由家而国、由乡土及四海的有机伦理共同体,包容东西方各种文明,形成家庭、乡邻、社会、国家、天下紧密相连的普遍化的社会责任伦理结构,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彼此相互负责,以人的现世生活为根本,这就是世界秩序的“天下大同”。所以,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有着深厚的“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思想来源,不是为了超越界的“上帝的使命”或地缘政治的争霸世界,而是追求现世的“以人为本”,在“修齐治平”的现世生活中,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用《中庸》的话来形容就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基于此,我们再来看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非常清楚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所在、内政外交的关键重点所在了。习近平讲到:“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一生坚持以‘天下为公’为最高思想境界,致力于‘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对此矢志不移、无比坚定。”也就是说,在习近平看来,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积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违背人民意愿,脱离人民支持,任何事业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不能成功的。这是中国“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精髓所在。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密集的元首外交活动中,利用各种场合,阐释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发展观”“义利观”,描绘中国与世界各国休戚与共、梦想相通的新图景,融整体意识、全球视角、传统智慧、务实精神于一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一位大政治家的天下情怀。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将携手世界各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向着更加和平、公正、包容、普惠、共赢的美好未来前进。

(由于篇幅原因,参考文献略。)

 
 
 
本文最后更新时间: 2019-01-09 11:23:00         阅读次数: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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